网购高仿奢侈品“斩草难除根、春风吹又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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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拿到一个从欧洲购买的所谓奢侈品包包时，从商品、包装、账单到物流清单等都可能是假货。与原厂做工相媲美，可能只有实际价格的1/10。

第一财经记者经过近期实地调查和多次采访了解到，奢侈品牌及其附加内容带来的强劲消费需求，让不少商家看到了以低价购买正品十分之一的高品质仿奢侈品可以比正品打折10%，可以赚取巨额利润。随着市场上高仿奢侈品的泛滥，代购行业也应运而生。高仿产品，再加上各种假票据和物流配送，可以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从国外买回来的高端货，灰色利润高。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相关处罚量刑比例偏低等因素，导致假冒奢侈品“难以根除和重生”。

义乌到广州

5月的一天，第一财经记者早上9点30分走进主要的箱包皮具商贸城三区，商贸城内纵横交错的通道两边商铺林立城市。大的不超过15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左右。店主基本上都是箱包皮具制造商。

在义乌待了4年，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过5家网店的郑大强告诉第一财经，对于网店经营者来说，商贸城的货是最多的。重要的价格仍然很高。网店老板熟悉行业规则后，基本会直接从厂家拿货。一些还在商贸城买东西的人，建立关系后很少来现场采购。大部分店主都是直接从商贸城或者工厂寄过来的。商品。

第一财经记者走访了整个箱包皮具区，没有发现任何奢侈品的仿制品。所谓仿品，在造型、款式、颜色上都差不多，只是材质和做工不同。远方的包。类似款式的包包也有很多，只是印有奢侈品牌的LOGO，只是LOGO的形状略有不同。

在一家箱包店，第一财经记者向店主魏方询问店内陈列的一款带有LV元素的包包。对方说只做批发。 ) 出售。 “这就是我们能卖的，不是奢侈品仿品，就是长得像，加上一些比较经典的元素，比如老花，包包看起来会更高一些。”魏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商贸城做的是普通的小商品贸易。有的商家想模仿，款式和LOGO也会不一样。

在另一家街边小店，记者看到店主正在卖GUCCI的仿包包。乍一看，外观和条纹和正品非常相似，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拉链、内袋等细节都比较粗糙。店主说，不同做工的包包和钱包价格不一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卖外贸箱包的店主于奇悄悄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果想找高仿奢侈品的货源，可以帮他对接。大部分高仿奢侈品来自广州。是的，我叔叔的家人就是这样做的。

放眼万里之外，广州市北部的三元里是广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大动脉之一，近30家大型皮具专业市场云集于此。大批皮具从这里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个角落。皮具年贸易额达400亿元。在繁忙的车流中，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仿奢侈品交易市场。

几年前，电影《碟中谍》的上映让PRADA“杀手包”火了一把。因为买不到包，冰淇决定转战高仿奢侈品市场。于是，她请了广州的朋友帮她在三元里拿到了这个高仿皮包。最终还是以不到原价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了一个高仿包，和原版差别不大。

小马是三元里高仿皮具的众多律师之一。小马的日常行程是在三元里的各个地铁口或立交桥附近走走，分发宣传卡，负责拉客到各个高仿皮具销售点。跟着小马的脚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距地铁三元里站A出口约一公里的一排老旧小区。楼下有各式各样的店铺顶级高仿表原单货源，门口三五成群的坐着。穿过人群时，你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各种扫描般的目光在向你“扫”，仿佛置身于1990年代警匪片的场景中。

“这是我们戴的‘眼线’，最近查的太严了，对方要是不好，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只要有什么麻烦，这些人都会立即通知后方的工作人员，除非你有我们的人陪同，否则这里没有人会为你开门。即使你是常客，如果你一个人来，也没有人会为你开门。”小马承认了。

小马终于停在一栋五六层楼高、楼龄约30年的老式民居楼里。楼下的铁门是关着的。小马按下门铃后，铁门打开，几个工作人员走了出来。放手之前，他们警惕地扫视了四周。走上楼梯，每条走廊里，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蹲守着。穿过厚重的铁门，记者来到一间卖高仿皮具的房间。房间门口也有几名工作人员守着。进门后，房间的门在他身后立即关上了。在不到100平方米的房间里，LV、GUCCI、Dior等各大奢侈品牌的高仿皮包琳琅满目。房间分为几个隔间，每个隔间里的产品都有不同的价位。

“现在的客户太挑剔了，想买好的，所以我们不做太低级的高仿。”销售人员介绍。

除了皮具，这栋住宅楼还出售仿配饰、香水、衣服等，这些产品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或不同的楼层。所到之处，内外皆有守门之人。与“简单粗暴”的义乌相比，这里的货可谓仿制品中的“战斗机”。

制造和销售假冒商品的利益链

只有在有需求时才有供应。如此庞大的高仿奢侈品市场背后，首先是顾客众多。第一财经记者从多方采访中了解到，高仿奢侈品的买家一般有几种类型：一种是代购；另一种是代购；一种是想买正品却买高仿品的人；想要购买高品质仿品的人。

多年来，小马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在这些客户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购、实体店老板等。 “有些代购，他们确实出国购买奢侈品，但不一定是真货发给客户，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代购。”小马介绍。

有需求，自然有厂家生产高品质仿品。第一财经记者在三元看到，房间内陈列的包包，从用料、做工到配饰，似乎与正品并无差别。在这里，只要花原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找到和原版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们这里有客户拿货回来，当他们是正品卖的时候，没人能分辨出来。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老板在海外买的正品，他们回来后拆了。 ，他们会使用1:1的比例。比例是模仿的。”三元里的一位商家说，“一出新的正品，几天之内就可以在这里仿制，这里购买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可以维修，我们提供售后服务。”

李莉多年来一直在销售各种高品质仿制品，她非常直接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做这个生意需要产销一体化发展，从合作工厂到销售无缝衔接. “这些工厂本身就是专门做包包和服装的，有的甚至给知名品牌代工，技术过硬。想要做高品质的仿奢侈品，不管是包包还是服装，都可以做吧，但是如果你想做，你能得到多少图片，就看你愿意花多少钱了，比如你想低成本做一件名牌风衣，材料和做工都会很差，而且细节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多花点钱，那么面料和正品一样，纽扣等细节和做工都接近正品；如果你多花点钱，工厂可以专门为您开模做板，做出和正品几乎一样的产品。”丽丽说说。

于奇给第一财经记者举了个例子，一款售价2万元的正品包包，高仿包包一般分为原装、原装和顶级高仿三个等级。原包采用接近正品的材料和配件，每包价格500元左右；原包装使用从正品代工厂购买的剩余材料和配件，与正品包装完全相同。价格约900元；而顶级的高品质仿包，除了用料和配件外，做工都比正品好。也就是说，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和正品一样款式、同等质量甚至更好品质的包包。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这点也得到了李莉的证实，其人气最高的是几款LV经典包包，高仿品的价格基本维持在原价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个40000元的1.LV包，一个高仿品的价格是1500元。丽丽从工厂进货的价格不到1000元，作为卖家，她的利润率接近100%。

于奇透露，高仿包包中被模仿最多的三个品牌是、GUCCI和LV。这三款都是老式奢侈品的代表。高仿可以有丰厚的利润，一些相对较小的奢侈品牌做的少，而爱马仕是对大奢侈包包模仿最少的。 “因为正品爱马仕包的单价太高，最便宜的要几万，买正品开模成本高，最便宜的爱马仕仿包要上千元，所以很少有人买他们。”于奇说。

采购和物流的常规

做高仿的工厂是利益链的第一受益者，a高仿包的销售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某厂家生产的高仿产品的利润率约为20%到30%，主要利润在渠道。例如，中间卖家依靠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来销售优质仿品，但因为拿到了更低的价格，所以可以获得100%左右的利润空间。其次，在买家中，除了自用的消费者，还有一群人是代购，也是暴利者。

购买正品的代理商一般可以获得10%左右的佣金收入，比如在欧美留学或生活的代理商。 “我们保证买的都是正品。比如一个1.2万元的LV包，法国正品价格8000元左右含税，我们当地不能退税，我会加价价格按10%提成，即以8800元的价格卖给中国国内消费者，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划算的。”留学欧洲的何美婷告诉第一财经。

与何美婷等正品购买者不同的是高仿购买。他们通过上述工厂或中间商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价格获得高仿品，然后作为海外代购。回来的正品是卖给消费者的。第一财经记者从采购圈了解到，比如上面提到的1.20000元的LV包，一个高仿品的价格在1200元左右，高仿品是先买后造假的以9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是正品，购买者的利润率高达650%。也就是说，购买正品的购买者可以获得10%左右的佣金，而购买高仿品的购买者的利润要高出数倍。

有代购告诉第一财经，有些代购可能经常在朋友圈发帖说去海外采购，但不一定是真的。 “国内有些地方可以为代购提供场景模拟，比如你看到代购在国外专柜购物的场景，很可能是在国内某地录制的。”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毕竟出国成本高，一次不能带很多，否则会引起海关的注意。如果你被抓住，你会损失很多钱。所以，如果有些代购出货量很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当然，购买高质量的仿制品也是一项技术任务。除了逼真度高的产品外，相关的账单、物流和后续处理都必须到位。

小马推荐的工作人员说，购买产品后，需要相关发票证明，可以到楼下指定地点购买，有全套产品。发票、POS机、物流单证等

买了一只高仿GUCCI包包后，在小马的带领下，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了售票店。除了销售发票，这里还出售皮革包装盒。只要花3块钱，就可以买票。此账单涵盖产品收据、发票、信用卡账单，产品金额可自行确定。发票上的二维码甚至可以追溯到购买的海外专柜店。

“没有人会用这张票来验证。一是柜台的人不会给你查。二是这个验证的成本太高了。如果有退票，会退还。，不要引起争议，毕竟退货率很低。”卖账单的老板说。

在整个过程中，物流是必不可少的。采购商在网上销售商品后，到“收货点”充当中介收发货，形成了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所说的“收集点”主要负责收集和运输假货，制造虚假的路由信息。很多“收货点”本身也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公司，所以他们手里既有真货，也有假货，物流单号和正品之间的物流路径转换假货也受他们控制。当然，“收货点”也包括一些快递公司在当地的“加盟代理”。

在与多家快递公司及相关业内人士沟通后，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如果能获得美国网点的追踪号，然后使用美国网点的代码登录扫描仪，可以理解为是美国站点进行了扫描。所谓快递单号，就像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每个快递号对应某个地区某个快递网络中的一个包裹。快递员收到快递包裹，然后分拣运输。在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通过扫描设备对订单号进行扫描，形成清晰的物流路径。

为了让消费者更加相信，一些“收货点”甚至伪造国外快递查询网站，输入所谓的快递运单号显示物流路径信息，即快递可以“看”到可以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任何地方寄出。更有大胆的“代收点”，冒充快递网点参与打假，通过购买国外“快递单号”提供“异地在线”服务，伪造快递查询网站，然后将国内物流部分交给真正的快递公司。

在中国，除了中国邮政和顺丰速运外，大部分成长中的快递企业都在通过特许经营体系快速扩张。商家每收到一个单件，就得向总部支付1元以上的运费。加盟商越多，发货量越大，总部销售的运单越多，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另外，如果当地网点需要总部投资的中转中心进行中转配送，还要支付一定的中转配送费。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导致部分加盟商甚至其分包商与假冒商户联手，以获取更多利益，帮助他们提供虚假的快递路线信息，获取利润分成。快递行业仍处于价格战阶段，很多加盟店仅靠收寄快递是赚不到钱的。

查处率低，处罚连续

“最红火的生意是在过去几年。冷清了很多，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生意不好做，一旦风头一紧，那天我们就不做生意了。”一位高仿包的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于高仿奢侈品的制造商来说，最重要的秘密就是工厂地址。大部分造假厂家因不慎泄露厂址而被查处。一旦被发现，最大的损失就是生产机器和罚款。

“做高仿包包，尤其是高仿包包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一台要上千万元，一旦被抓，损失惨重。”外贸箱包业务员 店主余琦表示，罚款的不是高仿品的价格，而是正品的价格。 “我叔叔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个生意的，去年就被发现了，发货的LV包包，光是高仿包就被罚了2亿。”

对制售假冒奢侈品的查处力度越来越大，导致高仿行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现在却被忽视了。订单量大的客户，于奇的大叔再也不会带人来厂里看货了，就算不是常客，就连白云皮具城的秀场也不会带人进来。他宁愿每次都把产品图片发给客户确认购买。意向和付款后，随机选择送货地点或直接快递。

在奢侈品造假者和卖家审慎的背后，行业打击假冒的技术、行动和力度不断升级。

LV大中华区和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主任宣慈，在打假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 1999年，玄慈与义乌警方共同处理了她的第一起假冒刑事案件，涉及13个假冒窝点。

这些年来，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的行政部门参与执法到现在的多方合作和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打假生产者和制假者的形式和模式的变化。卖家。几百个。很多优质仿品的厂家在网上收到订单后直接邮寄，根本没有库存。现场备案的库存不足，对传统的线下打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确定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一度成为奢侈品牌和警方的新课题。

近年来，警方、LV、阿里巴巴联手破获了多起假冒、贩卖大案。打击打假，不仅要删掉卖假环节，更要摸清制假售假背后的链条，铲除假冒窝点，除草除根。但最终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 2017年，防伪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防伪联盟（AACA）成立。

尽管如此，造假者仍在继续他们的旧工作。随着警方对广州等打假重灾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部分打假者选择回乡创业。 2017年初，LV接到提示，在湖南永州发现了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革生产厂。永州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人，缴获LV、GUCCI皮具350余卷，LV印花滚筒11个，涉案金额高达2.16亿。

“一卷 400 码的皮革可以为造假者带来数千万美元的利润。”玄慈说，每码皮革可以生产3个手提包或10多个钱包，经过改装，这次查获的皮革可以生产上万只LV假包。

多年的打假经验让玄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和实际处罚更有意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处罚率并不高，这对造假者和卖家来说是真正的震撼。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打假数据显示：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管理部门查明5436条销售量远超罚款点（5万元）的涉嫌假冒线索，执法部门收到的1910条中，有740条被刑事定罪.

截至目前，可通过公开信息确认作出相关刑事判决的案件有63件。这些案件的平均审理时间约为344天，共有129人被判缓刑，其中104人被判处缓刑。 ，实际判刑率只有19%。被查处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往往是被判缓刑的人。

“要完善法律法规，围堵打压线下假货的生产源头，共同推进打假直接惩治，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假冒生产者和销售者破产，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管理官郑俊芳说。

（第一财经记者王海也为本文撰稿，应受访者要求，郑大强、魏方、于琪、冰琪、李丽、何美婷均为化名）